撰稿人：金晓中

    “深圳经济特区”和“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在上世纪末的招商引资的成功，吸引了全国各地政府的竞相模仿。地方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数千个大小不等的开发区。各地政府希望通过建立开发区吸收投资，从而快速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顺便说一下，各地政府从来没有将就业增加作为建立开发区的目的之一，这个现象需要另外的文章来说明。）

工厂规模从小到大，工厂位置从诞生地扩展到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技术进步带来的通信、交通等便利使得上述现象以更大的规模、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展开。自上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过程是上述现象的一种描述。（“全球化”似乎正在突破人类最坚固的壁垒——民族国家的边界。）

学术界一直在研究和分析工厂在地理空间的分布和移动的原因。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产业集群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产物。

自英国工业革命诞生现代工厂以来，工厂在地理空间的分布和移动是无数企业家独立决策的结果，这些决策可以通过上面的学术理论来解释，但所有的解释都和是否存在工业区没有关系。

从历史上看，中国式的开发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61年的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和1966年成立的台湾“出口加工区高雄园区”，它们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威权政府，通过政府自己设立开发区，引进西方国家的工厂，来解决自身经济发展的问题。新加坡和台湾的工业发展路径和西方工业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他们并不致力于培育培养本土企业的发展，而是希望通过引进外国企业来解决本地企业不足的问题。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360年的现代工厂发展历史中，中国式的工业区（或东亚的工业区）是最近60年才出现的。中国最早模仿新加坡、台湾的工业区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直到1979年才开始。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至今没有出现政府拥有、政府开发并管理的工业区。

因此，工厂的出现和工业的发展，和开发区没有关系。

事实上，任何威权政府要建立一个开发区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划定一个区域、迁走区域内的居民、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只要拥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够借到足够的钱，完成一个开发区的建设是一件毫无技术含量和毫无悬念的事情。正因为建立一个开发区如此简单，并且每个开发区都拥有一个工厂林立的美妙愿景，加上过去几十年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宽松的资金支持，导致遍布中国的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镇级开发区；从沿海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

问题在于，开发区并不会制造出工厂来，开发区需要开发区之外的工厂来填补开发区的巨大空间。

开发区只是工厂的物理空间的提供者：工业用地、工业基础设施和工业厂房。这些是建设工厂所需要的所有条件中最容易找到、最容易替代的产品。就企业经营而言，这些物理空间的运营成本占总的运营成本很小的比重。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所占的物理空间的规模和成本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工厂并不需要开发区，但开发区需要工厂。

如果把开发区视作工厂的很多供应商中的一个供应商，那么，开发区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当于刚刚完成开发区自己的产品的生产，招商引资就是开发区向工厂销售自己的产品。

交易双方变成这样的格局：一边是久经沙场的全球企业家，一边是开发区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在开发区产品同质化并且数量极大的情况下，这种竞争必然导致“逐底竞争”——更低的土地价格、更优惠的政策、更多的补贴，以及在极端情况下，开发区直接投资到前来投资的工厂。开发区互相竞争的背后，是铁一般的市场经济供求关系的原理。

早期开发区的成功，不论是台湾、新加坡还是中国的深圳、苏州，都应该理解为非充分竞争条件下的产物。在并不具备工厂产生和发展的地方，当地政府通过建立“法外之地”的开发区，设计特别的（只限于开发区内的）税收、进出口、土地和劳工政策来吸引外国工厂。当发展中国家的威权政府都学会了这一招之后，开发区的数量就大大超过了需求，从而导致招商引资变得十分困难，也导致大量开发区的无效投资。

地方政府以为完成了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会有工厂竞相进入、蜂拥而至。这个假设其实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