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发区的前身“经济特区”是“试验田”

撰稿人  金晓中

中国的开发区源自“经济特区”。而“经济特区”的最早起因，是当年广东老百姓的“逃港潮”问题——从1950年到1979年，超过200万人从广东南部沿海偷渡到香港。逃港的原因显然是香港和大陆巨大的生活质量差异。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港督麦理浩谈到内地偷渡香港的情况时指出：“现在应该采取两个途径解决：一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要鼓励私人资金来广东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让港澳华侨在广东建工厂，发展经济和解决就业，减少“逃港”数量，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

“经济特区”是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成立的。1979年4月5-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插话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

1984年，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邓小平1987年4月对南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

因此，“经济特区”是一个远离核心地区的边境试验田。中共中央想通过该试验田来寻求解决中国经济困难的途径。但即使是试验田，也只限定在“经济”领域，而不涉及“政治”领域。邓小平希望在保持政治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的进步。这就是一直到今天为止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的基础想法。

1980年-1981年间中国批准成立的最早四个经济特区—— 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 厦门经济特区、汕头经济特区显然是分别对应香港华商、澳门华商、台湾华商和海外潮汕华商的。在封闭了几十年之后，特区位置的设置符合当年的中共高层对外界的认知。几十年后，四个经济特区只有深圳经济特区取得了经济成功。显然，通过香港输入的资金、技术和信息超过了通过台湾、澳门和潮汕华侨的输入量。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是美苏冷战中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的重要成员。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和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中国主动脱离了苏联阵营，终止了来自苏联长达数十年的抚育期。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和1979年中美建交，是中国谋求被美国阵营接受的积极努力。这个努力在冷战格局下，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积极响应。中国脱离苏联阵营对美国和西方世界是一个重要的利好消息。

中国在这个时刻设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从西方的角度看，是中国进一步向西方靠拢并且有可能发生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变化的举措；“经济特区”同样获得了港澳台华商的支持，他们得到了扩建工厂、获得廉价劳动力的机会；而美国开放国内市场，使得这些华商的产品得以顺利销售。

因此，“经济特区”作为“试验田”，既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也没有预先设定的制度设计框架，在当时只是一个应急措施。但“经济特区”得益于当时特定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变化。

“经济特色”在其后的演化过程中，产生了中国遍布各地的开发区。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百度百科》“经济特区”条目）